
留意中國城市過去二十年發展的有心人,以至建築愛好者,對美國建築師Frank Gehry的逝世都頗多懷念。
盡管這位建築師並沒有在中國內地留下任何作品,不過他的作品啟蒙力,對中國近代城市發展思維的衝擊,可說是除了庫哈斯以外,另一位最有廣泛影響力的建築與城市開發老師。
駐北京上海時,早十多年前做城市發展專題,有一題目必然廣受歡迎,就是國際星級建築師所帶來的奇奇怪怪作品。由歌劇院到體育場博物館,那一度是國際著名建築師實踐作品的黃金時期。中國不但有資本,更有空間和大需求。各地領導們為何都相信通過奇詭建築可帶動城市改造和老區重建?就是參考Frank Gehry最有名的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並引發的畢爾包效應。
美術館在一九九七年落成,除了塌樓式鐵皮外形為人注目,開創了另一股建築打卡潮和建築主題之旅外,最重要是給到全球城市規劃者和各地市場新的概念:通過建築去令城市重生和轉型。
新世紀之後,中國大城市陸續開始自身的大開發,也需要新的地標。中國各級政府和開發部門人員不僅組團去畢爾包考察,到了二○一○年上海世博,更有專門的畢爾包館,變成差不多全國市長們和相關要員都要去觀摩的對象。
這日子前後,全國各地,由蒙古草原、江南小城到魔都帝都,通過巨型建築形成地標,並順道改造相鄰社區,差不多成了最常見的城市發展策略。
Frank Gehry曾經最接近能建造的中國大作品,是二○一二年的中國美術館項目,構想是用透明磚塊配合內部投影,令到戶外可看到建築外牆如山水畫,不過後來最終選用的是法國建築師Jean Nouvel的設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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